台北市議員苗博雅：面對霸凌事件，支持和輔導孩子心理的難處，才是最重要的

台北市市議員苗博雅，在政見裡就提出落實反霸凌教育，她大安、文山選區的辦公室也常接獲選民來陳情，不知如何進行校園霸凌的程序。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苗博雅，一向重視程序正義，但她更看到面對霸凌，除了程序正義、爭對錯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輔導、支持事件中牽涉到的孩子心理，讓不論是霸凌、被霸凌的孩子都有所成長。以下是《親子天下》專訪苗博雅的精華摘錄：

我非常重視性平教育，從自己的以及現在很多同志青少年的成長經驗，我們看到性平教育很重要。反霸凌是性平教育更寬廣的一個概念，我們之所以推動性平教育，是因為希望不管是孩子之間，還是老師對孩子，我們都可以看見差異、尊重多元。

很多時候校園裡面的霸凌（尤其是中小學時期），不見得是基於一個邪惡的想法，加害者一開始的目的也不是為惡，很多時候是基於一個好玩，然後用一種戲弄的方式，愈做愈過分；或者不知道怎麼去處理一些在人際上面的摩擦，就用霸凌、孤立、排擠的方式，慢慢的事情越變越嚴重。

更早開始學習情緒管理

等到事情變嚴重，後端的處理當然要有好的解決機制、制度，過去幾年我們做了很多反霸凌制度的建立（比如說學校要有相關調查委員會處理師對生的霸凌、生對生的霸凌等） ，但我們是不是可以早一點，讓孩子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對於自己的想法跟行動有更多的覺察。我覺得這是反霸凌教育更往前推的一個關鍵。

「你的好玩開心，不要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這是一個刻板的教條，落實到生活上，就是我們更重視他人的感受。 如果講教條有用的話我們其實不需要設計這麼多教材。我覺得在所謂反霸凌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塊是情緒管理，我們教育還滿欠缺這個。我自己也是到了大學之後才意識到，要怎樣更妥當的去覺察我們自己的情緒，去了解各種開心、難過、生氣的情緒反應。 

如果更小的時候就有放進這樣的教育內容，如果在每一個校園裡，每一個孩子有人際摩擦的時候，或是覺得好玩做出不恰當的行為的時候，有人來告訴他「你可以調整一下你的行為」。我們不是去否定掉這個孩子，而是去告訴他說你的行為可以怎麼調整。這件事情也需要每個老師都有這樣的想法。所以這是一個需要很大量的溝通工程。

提供符合孩子最需要的心理協助

我覺得整理霸凌事件受害者的敘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像前陣子我們在社會上看到 Metoo 運動，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貢獻，它讓社會大多數的「旁觀者」看見受害人的感受跟想法。很多時候旁觀者想幫忙，但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有這樣子感受的人，就是一個去陪伴受害者的重要力量。

處理到一些相關陳情的時候，我會給自己設定一個標準，我希望先了解受害人希望怎麼樣，因為有時候我們自以為做得怎樣好，但不見得是受害者想要的。尤其是像霸凌，多半是家長不捨看到孩子這樣被對待，希望學校可以這樣處理、那樣處理，可是這不一定是那個孩子現在真的最需要的。很多校園霸凌我覺得最傷的就是，你回家跟爸媽講，爸媽還覺得是你的錯。但是你給予支持之後要採取什麼行動，我覺得這個能動性還是要回到受害者手上。

也要協助把霸凌的孩子拉回來

在校園霸凌來陳情的案件裡面，有一部分是他想了解到底什麼程序才是對的，有哪些途徑保障自己的權利。有時候我們遇到被霸凌的人來陳情，也有被指控霸凌的人來陳情，他們覺得自己被冤枉了。因為我自己是法律人，我蠻重視「程序正義」這一塊，現在的問題就是大多數的人對於程序是怎麼走是陌生的，所以不管你是在這個案件當中什麼身分，我們會協助讓你了解， 你在法律上有什麼權利，你有什麼程序可以去走。

第二塊就是，有時候雙方的家長都覺得自己的孩子委屈了（尤其是年紀越小的孩子），這中間需要的除了那個程序之外， 還有是事後的輔導跟支持這兩個孩子。因為有的時候起點是人際的摩擦、是好玩（當然有一些少數的案件起點就是壞念頭，但是少數），大多數就是從小事逐漸變大事。在這個變大事的過程中， 這個孩子的心才是最難處理的。即使是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校園裡的輔導老師不夠，有心理師證照的也不夠，就像校園裡面健康中心要有合格的護理師，校園的輔導的單位，是不是應該多引進一些有專業證照的人員，我覺得這個是政府可以努力的。

不是每個案子一定要走程序，但是你要讓這些小朋友在他需要的時候，找得到人支持他。有時家長不一定支持他，一般也不一定懂他，所以需要有專業的人。這個是我還蠻想去推動的事情，就是我們校園裡面是否都有專業心理師在協助大家的這些心理需求？

協助的不一定是被霸凌的小朋友，也許加害的小朋友也是需要協助。因為他年紀還那麼小，還未成年，他的行為還有很多改變的空間。你不能說一個九歲、十歲的人，在未成年的時候，無法妥善處理自己情緒，你就給他一生都打「X」了，你還是要試著把這孩子拉回來。

不是「解決」而是「面對」霸凌事件，才有學習和成長

從參與投入公共事務，到現在協助處理校園霸凌，我覺得比較挫折的是，好像大家都沒學習到任何東西，大家就只想來解決一件事情，加害者沒覺得自己有錯，也許受害者最終只能夠黯然離開這個校園， 譬如畢業或轉學。最後造成：一個裂痕產生了，卻沒有機會被修復，在這個過程中， 除了受害經驗之外，什麼都沒留下，加害者也沒有學習到任何事情。

要如何讓霸凌事件中的各方不是白白受苦，我覺得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我們願意花多少資源來面對這件事？我不說是「解決」，而說「面對」，因為有些傷害真的沒辦法修復，這個傷痕永遠在，不可能完好如新。 「面對」的意思是，「我們承認這傷痕存在，那要如何繼續往前走，大家在其中都有所學習？」

在整個過程裡面，我們經常看到資源不足，包括時間、包括對你做出來的調查報告，也許一方或雙方都不滿意，然後大家就覺得在這個程序當中，自己受到委屈，或者好好處理了事件本身，可是這個孩子心裡的創傷怎麼樣得到支持？家長不一定可以支持，家長都很忙，他不一定有這個資源、 不一定有這個知識，那專業的人在哪裡?有些家長說我有錢去找兒童心理師，但那都是特定條件的家庭才可以。我坦白講，我知道有很多霸凌事件的加害者， 之所以會霸凌，也許跟他的家庭條件沒那麼好有關係，那怎麼辦？所以預算、人力都要進來才有機會有改變。

用比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我們的教學環境對於霸凌這件事情，還是比以前有更多重視，至少現在不是那麼容易用「息事寧人」的說法搓掉。但是中間還有很多可再精進的地方。

比照過去性平教育的經驗，一開始也沒人知道怎麼做，但集合了全國所有的專家學者研議教材，然後有專門推動性別平等的非營利組織願意派出講師，去各個學校上課等等，才慢慢的做起來。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十幾年，確實改變了一個世代，確實讓現在四十歲以下的民眾，對性別平等的觀念有很大的進步。

反霸凌教材的充實，還有師資以及專業人員的應進，我覺得路還蠻長的。所以我們才要更努力的往前走。

（責任編輯：劉映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