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衝突背後,看見教學現場挑戰:教師困境、制度檢討與各方角色責任

今年(2024)3月的一起小六學生打老師的師生衝突事件,因議會質詢引發各方激烈反應,從教師報警處理、家長與議員批評到市長震怒,將校園管理與師生安全問題推上風口浪尖。教師在教育現場的弱勢處境,當校園衝突頻現,教育體系該如何實現教育的初衷?

學生持軟式樂樂棒攻擊老師,引發社會熱議。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學生持軟式樂樂棒攻擊老師,引發社會熱議。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本文重點摘要

今天我們燕子市議會質詢,某國小校長直接被叫上質詢台被議員質詢,然後各大新聞爭相報導,引發社會熱議,也在某些教師行政群組炸鍋了。

從教師報警處理,到家長與議員的批評,甚至市長的震怒,整起事件將校園問題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然而,情緒化的聲音掩蓋了事件的核心:

當學生情緒失控、行為具有攻擊性時,學校該如何應對?教師的安全如何保障?家長又應該如何參與解決?

事件真相與細節還原

實際情況中,學生並非單純「不小心」攻擊老師,而是情緒失控後刻意持軟式樂樂棒攻擊,甚至將老師打傷至瘀青。

議員說:樂樂球棒,材質是外包PU泡棉,本來就是怕學生打球受傷,根本不會傷人。
雖然樂樂棒外包PU泡棉,但並非完全無害。若換成其他孩子被攻擊,是否能避免受傷?之前也有學生上體育課被樂樂棒球棒打傷家長進而提告的新聞,有老師甚至氣憤的表示叫議員來被樂樂棒球棒打看看,看會不會受傷。

而家長口中「要求道歉」的行為,也並未如表面所說那樣順利進行。 當下,學生與老師在學務處僵持不下,學生遲遲未向老師道歉。直到警方到場後,學生才開口表達歉意。這說明僅僅要求學生道歉,並未真正解決問題,反而使事態更為複雜。

隨著情緒障礙與行為問題學生的比例增加,學校已經無法僅靠現有資源妥善應對這些挑戰。這類學生在校園中打人、罵人甚至攻擊老師的情況並非個案,而現行制度多半要求學校以包容與教育的心態處理。然而,當事件超出校方能力範圍時,是否應單純認為「道歉就能解決一切」?

教師的困境與弱勢地位

這起事件不僅暴露出學生行為管教的挑戰,也突顯了教師在教育現場的弱勢地位。當學生的行為威脅到教師安全時,教師應該如何保護自己?是否可以尋求外部協助?

此次事件中,教師選擇報警處理可能是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並希望透過警察介入讓學生明白行為後果。

當然警察把學生帶回警局做筆錄沒有師長、老師或家長的陪同,這絕對有行政上的瑕疵,然而,這樣的行為被部分人解讀為「霸凌學生」,忽略了事件中教師面臨的真實壓力。當外界批評聲浪高漲時,教師在校園中已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過度干預被指責「處置不當」,而放任不管則可能導致問題升級。

此外,隨著情緒障礙學生比例的增加,學校面對這類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這類學生在校園中出現攻擊性行為時,學校僅靠現有的資源與機制,無法提供有效的管理手段。教師面對這些突發情況時,既缺乏專業支持,也沒有明確的保護措施,完全處於弱勢。

警察介入:行政瑕疵與後續檢討的必要性

此次事件中,警方直接將學生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的處置方式,也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討論。不可否認,這樣的處理方式在程序上確實存在行政瑕疵,未充分考量學生的年齡及特殊身份(未成年人)。

按照現行法律,對未成年學生的處理應更注重教育與引導,而非單純的法律程序執行。這樣的行為,無論對學生或家長,都可能帶來心理上的壓力與負面影響。

此次事件中,教師選擇報警處理,表面上看似過度反應,但實際上可能是「不得已中的辦法」。面對學生情緒失控並刻意攻擊的情況,教師不僅要承受身體上的威脅,更要面對當下班級管理失控的壓力。在缺乏足夠支持的情況下,教師能做的選擇有限,報警協助可能是唯一能立即化解危機的手段。

事實上,現行教育體制對於情緒障礙或行為偏差學生的管理資源不足,絕大多數時候,教師只能憑藉自身經驗與能力應對突發狀況。然而,當學生的行為超出學校與教師能力範圍時,外界的介入就成為必要選項。這次事件中,警察介入並非教師的首選,而是面對突發情況下維護秩序的無奈之舉。

我們需要理解,教師並非懷著「懲罰學生」的意圖報警,而是希望透過外力幫助,讓學生理解行為的嚴重性,並保障自身及其他學生的安全。這是一種對現場狀況的應急反應,而非對學生的惡意對待。

然而,檢討此問題時,也需要理解現場的緊急性。警察介入的初衷,或許是為了協助控制事態並防止進一步衝突,並非刻意違反程序。未來類似事件發生時,相關單位應重新檢視SOP,優化處理流程。例如,是否應先由學校及教育局專業人員介入,再根據情況決定是否需要法律介入,從而在保護學生權益的同時,協助校方妥善處理問題。

這起事件為校園管理與警務介入提供了反思的契機,只有透過理性檢討並完善制度,才能避免相似情況再次發生,讓教育與法律執行形成良性互動。

家長的角色:支持與合作的平衡

家長在此次事件中,表達了對孩子的支持,並批評校方的處理方式。然而,支持孩子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偏袒。孩子的行為失當,理應由家長與學校共同教育並引導,讓孩子明白規範與界限的重要性。

要求孩子道歉的行為本是正向的,但如果學生直到警方到場才願意開口,家長是否應該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若一味將責任推向學校與教師,反而可能讓孩子產生錯誤認知,認為自己無需為行為負責。

社會的角色與支持責任

這起事件並非單一個案,而是反映了教育現場的多重問題。面對特教生或行為偏差學生,學校需要更多資源與專業協助,才能妥善處理這些挑戰。學校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整個教育系統的一部分。社會應給予教師更多信任與支持,而非僅在事件發生後進行情緒化批評

同時,教育局應積極介入,協助學校建立有效的應對機制,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與行為干預資源,幫助學生調整行為,也讓教師能夠安心教學。

而不是在市長的震怒之下,讓校長老師面臨無止盡的調查與懲處。這只會讓越來越惡劣的教育環境之下,有更多的行政大逃亡。

走出困境:構建健康的教育生態

這起事件提醒我們,僅靠情緒化的譴責與震怒,無法真正解決教育現場的問題。要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我們需要在制度與文化層面進行深刻反思與改進。

這次事件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對個案的警醒,更是對整個教育生態的深層思考。教育不應是對立與責難,而是合作與共識的產物。只有家長、教師與社會攜手合作,才能為孩子創造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真正實現教育的初衷。

市長媽媽震怒之後,希望能留下的,是一個更加包容與支持的教育現場

另外附上【律師帶您看校園裡的大小事】粉絲團毛律師對此新聞事件寫的專闢解析連結,好文值得分享。

*本篇文章由【蔡昌樺】授權刊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延伸閱讀

蔡昌樺 蔡昌樺

蔡昌樺

老師

何厝國小教務主任

翻轉教育電子報

訂閱翻轉教育電子報(每週三發送)

每週精選國內外教育報導,提供給關心教育的你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