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事會議新制上路！教師拋三矛盾憂制度失靈

教育部今公布修正《教師解聘辦法》，將於1月14日上路。新制刪除匿名檢舉、調整案件分流機制。然而，備受爭議的校事會議仍留在制度中，基層教師質疑修法未觸及核心，教學現場焦慮持續升溫。

示意圖，非新聞當事人。楊煥世攝影

文趙宥寧

2026-01-12 17:55

本文重點摘要

《教師解聘辦法》修正六重點
教學現場不買單，拋三大矛盾憂加劇親師生衝突
校事會議處理層級仍在校園，民團籲思考第三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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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今（12 日）修訂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簡稱「解聘辦法」），將於 1 月 14 日上路。新法不予受理匿名檢舉，也調整校園事件受理方式，並將解聘與教師考核案件分流，校事會議僅處理《教師法》涉及的不適任教師案件。另增訂親師生溝通爭議預防機制，並增設輔佐人機制，陪伴當事人（教師、學生）接受相關調查，給予心理支持。

至於教師經教評會在校事會議期間判定停聘，卻在調查後認定不成案的「冤案」補償機制。教育部表示，正研議相關配套。

《教師解聘辦法》修正前VS.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親師生溝通預防機制	無	明定學校得以日常或例行的巡堂、觀課、親師生溝通及行政晤談等方式，及早掌握親師生的互動情形，建立校園信任文化
檢舉案件性質	除了具名案件，也受理匿名案件	僅受理具名案件，不受理匿名案件
檢舉案件受理情形	由校長、行政代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與專家學者等五人小組了解案情，討論是否受理	由校長邀集外聘調查人才庫人員、校事會議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等四人召開會議，校長僅能表達意見但無表決權，經無記名投票決議是否受理
案件分流	經校事會議決議案件處分。情節嚴重者須送教評會，最重予已停聘、解聘；若情節輕微或事涉教學不力，則送考核會進行懲處與輔導	校事會議前即分流。若案件經校長召開會議認定未達解聘辦法程度者，則循考核辦法處理
輔佐人機制	無	明定行為人、被害人接受調查訪談時，得由輔佐人（學校教師、家長，或其他校、內外人員）偕同參與，協助其理解程序及表達意見

《教師解聘辦法》修正六重點

重點一：新增親師生溝通爭議預防機制

新法明定學校得以日常或例行的巡堂、觀課、親師生溝通及行政晤談等方式，及早掌握親師生的互動情形，強化預防功能，避免問題惡化後，才進入檢舉與調查程序。

重點二：修正案件受理機制匿名不受理、校長無表決權

為了讓學校決定檢舉案件受理與否的程序更加嚴謹，新法將校事會議門檻修嚴，在學校接獲檢舉後，將改由校長邀集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外聘）、校事會議的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共 4 人召開會議，並採無記名投票方式，認定是否受理，但校長不具表決權；另，刪除匿名檢舉規定，提升案件處理的嚴謹性與公正性。

重點三：案件依輕、重分流事涉解聘才進校事會議

明確規範校事會議僅處理教師法所定不適任案件，若教師是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簡稱考核辦法）第六條（獎懲基準）所定的懲處情形時，因所涉情節輕微，學校即可不依「解聘辦法」受理，而改依「考核辦法」直接派員調查。校事會議僅審議教師涉及不適任案件，避免頻繁召開校事會議。

重點四：強化保密義務，確保檢舉資訊不外流

學校處理檢舉時，也應強化保密義務與洩密責任。新法明定參與案件處理的所有人員，除了有調查必要，或是基於公共利益考量者以外，對於檢舉人、行為人、被害人的資訊，均負有保密義務與責任，違反者將負行政責任外，也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規範追究刑事責任。

重點五：賦予主管機關監督權、案件裁量權

新法修正明定主管機關審議委員會，應就學校依「考核辦法」第 6 條之 1（獎懲基準）所規定的備查事件，進行事後監督。若主管機關認為學校處理結果有違法之虞，得敘明理由退回學校，命學校於一定期間內繼續調查、另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另針對大眾傳播媒體報導的校園事件，經主管機關認定後通知學校處理的案件，才視同學校接獲檢舉。

重點六：新增輔佐人參與制度，確保心理支持

考量當事人多不熟悉調查程序，明定行為人、被害人接受調查訪談時，得依法由輔佐人（學校教師、家長，或其他校、內外人員）偕同到場參與，協助其理解程序及表達意見，並保障其權益，但人數不得超過二人。

教育部表示，這是修法是在既有規定架構下，透過建立明確分流、程序合理化及監督備查機制，讓不同性質的案件，能在適合的制度中獲得處理，兼顧教育專業、程序正義與校園穩定，讓利學校回歸教學本位。

不過這番政策美意，看在教學第一線教師的眼裡，仍有不同解讀。

教學現場不買單，拋三大矛盾憂加劇親師生衝突

矛盾一：校長分流案件「無表決權」，權力被架空

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林松宏表示，修法要求校長須與外聘人員共同決議是否受理案件，卻又剝奪校長表決權，形同在制度前端就架空學校既有的治理功能。他認為，若學校運作良好，透過親師溝通與內部處理機制，多數事件應可妥善解決，無須啟動校事會議。

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也表示，教育部為杜絕「校長濫權」之質疑，在程序中剝奪校長的表決權。他擔心這樣的設計，形同讓校長逸脫行政責任，讓學校行政陷入權責不明的泥淖，加劇行政負擔。

興大附中前校長陳勇延也分析，校長在案件受理階段成為「打電話的人」，將由外聘人員決定是否受案，也取決於外聘人員的辦案專業。但換個角度想，校長無表決權，唯一好處能適度解決校長「辦」教師的疑慮。

矛盾二：觀課巡堂的日常，恐遭冠上蒐證之嫌

林松宏指出，學校原本就有一套對教師的觀察、管理、監督與懲處機制，這些日常運作並不需要透過啟動校事會議才能落實。此次修法在條文中新增「觀課」等規定，要求行政人員在接獲家長意見後即須依程序介入，表面看似制度化，實際上卻可能放大衝突，讓原本可透過溝通解決的問題，反而演變成對立。

陳勇延也提到，新法提及增加親師生溝通機制，並羅列「巡堂、觀課、行政晤談.....」等方案，但這些作法，早已是學校的日常，若現在將其法制化，未來只要行政人員去巡堂、觀課，都可能讓老師動輒得咎，將這些行為誤解成「蒐證」、「變相監控」。

矛盾三：以投訴取代溝通，濫訴疑慮未解

侯俊良表示，實務上常遇到教師只是糾正常規，卻被檢舉「霸凌」或「不當管教」；或是學生成績不佳被投訴「教學不力」，甚至出現有心人士從南到北針對網路影像進行大量濫訴。教師在長達半年以上的調查中面對心理折磨，即使最終清白，也已名譽受損、精疲力竭，但教育部對此類明顯惡意的濫訴毫無防堵機制，修法後甚至將日常的巡堂、觀課寫入法條，變向「強化效果」的結果，反而是更鼓勵「以投訴取代溝通」。

林松宏則認為，多數教師並不會因制度壓力而刻意採取防禦性教學，面對挫折仍會盡力回歸教育本質；但當制度不斷否定教師專業、壓縮信任空間，教師只能選擇自我保護，甚至離開教育現場，這也是近年「教師出走」的重要原因。而當教師熱情一旦被消磨，最終權益受損的其實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