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溝通事件簿｜當善意通報，換來惡意指控：一個校園衝突的始末

故事的開端，很單純。身為一名國小老師，我在某天的下課後，迎來了一位帶著不安與困惑的學生。他小聲地告訴我，在一門課程中，授課的 C 老師所教的內容，讓他感到很不舒服。

據他描述，課堂上出現了一些過於「直白、露骨」的詞彙，這些內容不僅超出了他的理解範圍，也讓他產生了不適的感覺。

當時，我判斷這可能是教學方法上的差異，便請孩子先觀察，再告訴我情況。然而，一週後，同樣有學生再次向我表達了相同的困擾，這週的課堂上再次出現了類似的話題，而且這個情況並非第一次發生。

這讓我陷入一個兩難的境地。

我最擔心的，是學生的身份一旦曝光，可能會在課堂上遭到刁難或報復。同時，身為教師，我知道自己有依法通報的責任。在權衡之下，我選擇了一條最謹慎、也自認最保護學生的路：不直接與該位同事對質，而是依循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程序，向學校的權責人員（學務處組長）進行通報，並請求由第三方介入了解，以確保學生的匿名性與安全。

然而，我所預想的程序性處理，卻引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情緒風暴。

幾天後，我收到了 C 老師傳來的訊息，內容情緒激烈、充滿指控。一件本應聚焦於「學生感受」與「教學專業」的公共議題，瞬間被扭曲成針對我個人的惡意攻擊。

接下來的發展，更讓我感到無力。對方開始翻出過往合作的種種事件，將我過去在學年事務上的主動承擔，全部重新詮釋為別有用心的算計與自私自利。

每一件出於善意或責任感的協助，都被描繪成一場陰謀，這是場全面的名譽抹黑，試圖將我塑造成一個處心積慮的加害者。

而整起事件最讓我心痛與諷刺的，是我的擔憂最終成為了現實。

在 C 老師知曉是哪幾位學生反映問題後，確實在課堂上點名，剝奪了他們的受教權。這一切，恰恰印證了我當初為何選擇保密通報——我害怕的，正是這種針對孩子的報復行為。

我的謹慎，是為了避免傷害，但傷害最終還是以另一種方式發生了。

這次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在一個緊密的職場社群中，處理敏感問題是多麼困難。當你試圖遵循制度、保護弱者時，卻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善意不一定會被理解，程序正義也可能被個人情緒所淹沒。

應對策略與衝突的收場

當我收到 C 老師那封訊息時，我非常憤怒，但我很快意識到，如果我也用情緒化的方式回應，只會讓自己陷入與他同層次的泥沼，並使事件徹底失焦。

因此，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決定採取一個「基於事實、回歸法理」的應對策略。

• 談「法」：

我首先向他闡明我的法律義務。我直接引用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強調「校長、教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我這麼做的目的是要告訴他：我的行為不是出於個人意願，而是法律賦予我的責任。我不是在「陷害」你，我是在「依法行事」。

• 講「情」：

接著，我從情感和同理心的角度切入。我解釋我完全是站在保護學生的立場，因為他們明確表達了「不舒服」。同時，我也提到自己曾向其他班級的老師求證，試圖客觀了解情況，這表明我並非單方面聽信學生之詞就針對該老師。這部分是為了傳達：我的出發點是學生，不是你。我理解這件事可能讓你難受，但我的初衷是解決學生的困擾。

• 論「理」：

最後，我解釋了自己行為的合理性。我再次引用《性平法》的保密原則，說明我之所以不直接找他溝通，是「害怕孩童身份曝光」後可能遭到不利對待。在這種情況下，透過第三方（學校權責人員）進行調查，是最合理、最能保護所有人的方式。這是在告訴他：我的處理方式有其邏輯和正當性，是為了避免更大的衝突和傷害，而非故意疏遠或不尊重你。

我沒有和他爭辯那些被扭曲的往事，而是將對話的焦點牢牢鎖定在「我為什麼要通報」以及「我為什麼選擇這樣通報」這兩件事上，並用法律和保護學生的原則作為所有行為的原因。

然而，我的「法、情、理」回覆，並沒有平息他的怒火。

對方顯然無法接受我的解釋。他的回應完全繞過了「法律責任」和「學生感受」這兩個核心，並將整件事定調為我對他的個人迫害。於是，這場溝通就此打住。 我意識到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交集，再多的解釋也只是徒勞。

因此，我決定不再對他的個人指控做任何回應，讓事件回歸校方的處理程序。最終的收場是沉默且分裂的，我停止了與他的對話，靜待學校的調查。

我對這個結果的看法非常複雜……是一種悲哀的勝利（A Pyrrhic Victory）：從某個角度看，我「贏了」。C 老師的報復行為，恰恰證實了我最初的擔憂是完全正確的，也證明了我選擇保密通報的程序是多麼必要。這讓我在道義和事實上都站穩了腳跟。

然而，這種勝利是悲哀的，因為它的代價是學生的受教權真的受到了傷害。我保護了程序，卻沒能完全保護住孩子，這讓我感到非常難過。

這件事讓我對職場上的人際關係感到失望，卻也堅定了我的信念，儘管結果充滿遺憾，但如果時間倒流，我仍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保護學生是教師最根本的職責。

這次衝突雖然痛苦，卻也像一場壓力測試，讓我更加確信：在面對大是大非時，堅守原則，即使會付出代價，也遠比為了人情世故而妥協來得重要。

這次溝通經驗中，採取的關鍵做法

• 堅守了法律與程序的底線：

在面對學生的申訴時，我沒有因為怕麻煩或擔心得罪同事而選擇息事寧人，在衝突爆發後，我始終以「依法通報」作為我行為的基石，這讓我在後續的爭論中，立場堅定且有理有據。

• 將學生的安危置於首位：

我從頭到尾最核心的考量，就是「如何避免學生身份曝光後遭到報復」。這個初衷驅使我選擇了更謹慎的「間接通報」方式。雖然最終傷害還是發生了，但這個起心動念是我認為自己做得最正確的一點。

• 保持了理性的溝通姿態：

當我收到對方充滿敵意的訊息時，我克制住了回敬同等情緒的衝動。我選擇以「法、情、理」的架構來回應，試圖將對話拉回理性的軌道，雖然這個嘗試失敗了，但至少我沒有讓自己失控，沒有留下任何會讓自己後悔的言詞，在衝突中保持冷靜，不被對方的情緒帶著走。

這次經驗後，我想調整的三件事

• 或許可以更早尋求外部支援：

在我向組長通報後，是獨自一人在面對 C 老師後續的情緒反撲。現在回想，當我收到那則攻擊性訊息時，我除了自己回應，或許可以第一時間將這個「新狀況」（同事間的衝突）也一併告知學務處或更上級的行政主管。讓管理層及早介入，也許能更有效地阻止後續的報復行為，而不是讓我單獨承受砲火。

• 對通報後的連鎖反應預估不足：

我雖然預見了「學生身份曝光」的風險，但我可能低估了同事之間信任崩潰後，所引發的個人攻擊與名譽毀損的強度，雖然專注於保護學生，卻沒能為自己建立足夠的「心理防火牆」，如果能預先設想「最壞的情況」（例如：對方會如何扭曲事實、會攻擊我哪些點），我或許能更從容，心理衝擊也會小一些。

• 對學生的事後輔導可以更周全：

事件的核心——感到不舒服的學生，他們在被剝奪受教權後，內心肯定受到了更大的創傷，我當時雖然為他們感到不平，但或許可以更積極地聯合輔導室等資源，進行更系統的心理支持與後續追蹤。

整起校園溝通事件帶給我的啟發

啟發一：不是所有溝通，都是為了「達成共識」

過去我總認為，溝通的目的在於化解誤會、尋求共識，但這次經歷讓我明白，有些溝通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表明立場」和「建立界線」。當對方已經用情緒和偏見預設了你的「罪名」時，任何解釋都可能被視為狡辯。在這種情況下，對方無法和我達成共識，因為對方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我的道歉與屈服。意識到這一點後，我的目標就從「說服他」轉變為「保護我」。

策略：放棄無效說服，轉為立場聲明，與其花費心力去解釋「我不是那樣的人」，不如清晰、堅定地重申「我是基於什麼原則做這件事」。這能將你從被動的辯解者，轉變為主動的立場捍衛者，更能穩住自己的陣腳。

啟發二：程序正義，是你最堅實的盔甲

在充滿人情與關係的職場環境中，人們常常傾向於「私下解決」，認為這樣能保全雙方面子。但這次事件血淋淋地證明，當衝突涉及權益與法律時，「人情」是最脆弱的，「程序」才是最可靠的。

我選擇依法通報，這個行為本身就構成了我最強大的防禦。無論對方如何對我進行人格抹黑，我都只需要回到一個點上：「我是依法行事」。這讓我在混亂的指控中，有了一個不可動搖的立足點。先想程序，再想人情。 遇到敏感或具潛在風險的事件時，第一時間思考的應該是：「按照規定，最正確的處理流程是什麼？」將個人情感與判斷暫時後放。這不僅是保護他人，更是保護自己免於「處事不公」或「越權」的指控。

啟發三：與人為善，必須帶點鋒芒

我過去在學年事務中，可能習慣於做一個「老好人」，主動承擔、樂於支援。但在對方的眼中，這些付出都成了理所當然，甚至在我「不順他意」時，變成了攻擊我的籌碼。

這讓我學到，善良與付出需要有明確的邊界感，不能成為被無限索取的資源。幫助應該被看見、被記住，而不是在日後成為指控的證據。換言之，在付出時「適度留痕」。 這不是斤斤計較，而是一種自我保護，這樣一來，當有人試圖扭曲事實時，就有據可查，而不是只能靠自己的記憶來辯駁。

當老師在校園中遇到溝通難題，我們可以怎麼做來站穩腳跟、保持理性的溝通？

方方老師為《翻轉教育》製作暑假最新課程《4堂溝通實務課：班級經營X衝突管理X說服技巧》的課程附件，一步步教你如何運用 AI 打造出一位專屬的「溝通小幫手」，無論是親師溝通、導師談話、行政協調，甚至面對學生的情緒對話，都能用更清晰、溫和又有效率的方式來處理。（報名課程即可下載資源）

點擊圖片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