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媽媽參政】小燈泡媽媽王婉諭：藉倡議行動，與悲傷一起生活

「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名列今年時代力量黨不分區立委第3名，如今成功挺進立法院。小燈泡事件發生3年多來，她沒有停止過悲傷，卻開始投身參與許多倡議行動，例如針對重大犯罪進行研究找出成因等。今年1月接受《親子天下》專訪時，她是這樣說的：「如果當初更努力去做些什麼事，會不會我們家的事，就不會發生？」

「如果不是因為小燈泡的事情，我不會決定要出來參選，」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去（2019）年11月接受「時代力量」邀請並列為不分區立委第3名。過去從事她夢幻職業「全職媽媽」的王婉諭，面對參選規劃卻是始料未及。接獲邀請時，她一度因家庭照護、工作安排時間需有所取捨而抗拒，直到丈夫與孩子們的支持下才決定參選。
 
「覺得能幫他們（和小燈泡同齡的孩子）多做一些什麼，就是我們對小燈泡愛的延伸」，丈夫劉大經在王婉諭的粉專寫下挺妻參選宣言，王婉諭表示決定參選的動力來自家人支持。

她表示，自己曾和孩子們討論選擇參選後的生活：會使得家人相處時間變少、也可能會因為媽媽忙碌，導致孩子們沒辦法自學，將回到體制內的學校去。但孩子仍選擇支持媽媽的決定，王婉諭轉述5歲孩子的暖心回應，

會支持媽媽，因為她是我媽媽。

王婉諭的父親任職國營機構，母親是高中老師，個人畢業於台灣大學後，赴美留學攻讀南加州大學碩士、博士，曾在經濟部「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的面板業擔任行銷經理。

但其實王婉諭一直以來的夢想，並不是在科技業發展，而是當名4個孩子的「全職媽媽」。自大女兒小蝌蚪誕生後，王婉瑜經兩次試管嬰兒，終於產下小燈泡與其雙胞胎弟弟妹妹，為全心全意照料孩子，她毅然決然辭職，關注親子教養範疇，也購買、訂閱大量相關教養書籍，在家和孩子無話不談。

從政治冷感，到投入倡議

不過，即便王婉諭對教育議題很有想法，但過去卻對社會公共議題少有著墨。她描述，在小燈泡事件發生前，自己對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也會感到難過，但少有行動。直到事件發生後，她後悔地在心底檢討起消極不作為，她想：「如果當時更努力去做些什麼事，會不會我們家的事，就不會發生？」

自此王婉諭積極參與各種倡議行動，舉凡媒體素養、親職教育講座、以被害人家屬的角色出席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等。會中提出期盼被害人、家屬能在司法程序中獲得程序協助、保護機制。並再三強調，政府應針對重大犯罪進行犯罪人生命史、社會關係等研究，找出成因以預防犯罪。

小燈泡爸爸全心鼓勵妻子從政，自己則是選擇經營小燈泡臉書粉專，與私訊者相互交流、分享，走過這3年多來的傷痛。王婉諭提供

即使長期倡議，面對去年底小燈泡案更一審庭外聲明，仍有網友質疑她態度轉換。對此，她苦笑澄清，早自前（2018）年二審就採此一極刑意見，是考量被告和其家人病識感低弱「到現在仍不希望被告吃藥」、加上銜接機制不足等原因，才做出的「不得不」的訴求，「我很擔心大家只看見極刑，卻沒看見我們倡議這麼久的內容，終歸我們該做的是根本預防犯罪，」她說。

王婉諭不斷強調，預防犯罪需了解犯罪成因。在此案中常被貼上「非典型被害人」標籤的她，也不改理性論調，向記者大致剖繪被告人的成長歷程，推論犯案原因。她說，被告從小被霸凌、沒朋友、覺得爸媽不愛他，缺少人際情感連結，「有太多可以接住他一把的機會，但卻沒有可以接住他的貴人，」導致憾事發生。

王婉諭坦承，自己在事件發生後，多少會對精神疾病患者感到焦慮不安，但自倡議者、教育者的角度卻能產生同理心。她多次參訪社福團體，更從中發現，若能更為友善對應患者，重建他們的人際關係連結，將會有所改善。王婉諭指出，「社會安全網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盡一份力量的。」
 
很多人好奇，小燈泡媽媽何以調適喪失年幼孩子的情緒？王婉諭不否認，私底下的她悲傷情緒一直都在，也常在夜晚崩潰自責。但她不斷自生活中，學習與失去摯愛親人的低落情緒共處，倡議行動便是主要方式，「我覺得為了這件事（預防犯罪、友善被害人與其家屬等）我做了努力，會讓我覺得好過一些些」，王婉諭說。

翻閱她個人臉書，王婉諭在2016年就曾寫下，「只有悲傷，沒有幫助⋯⋯我們曾誓言，絕不讓你的離開毫無意義，才不枉為你的父母」，也與現在的參選動機不謀而合。宣布參選後的她，每天排滿行程，由北到南各地拜票、開直播、上節目，更別於以往接受多家平面媒體訪談。她表示期待，能藉多重方式促成多元觀點討論，「不一定要支持我，但希望彼此能聽見與自己不同的想法，」王婉諭說。

以下是小燈泡媽媽王婉諭今年1月接受《親子天下》訪問，談自己為何投入不分區立委：
 
面對小燈泡的離去，我們悲傷的情緒一直都在。情緒起起伏伏，每次開庭、相關議題受討論，就會特別被提醒到這些事，特別傷心，也非常艱辛，生活有很多時候會陷入低潮之中。不過我發現，每個人面對人的死亡，讓自己好過些的方式都不一樣。對我來說，倡議會讓我覺得，

我為了這件事（預防犯罪、友善被害人與其家屬等）做了努力，讓我覺得好過一些些。

早在決定參選之前，我就常出席公開場合，談親子教育、社會安全網、犯罪被害人，這讓我覺得，為了避免這件事件再次發生，我做了些努力。（看更多：「不會停止保護你」，小燈泡媽媽翻轉媒體的心願）
 
從前的我，看見重大事件發生時覺得難受、難過，但情緒平靜後，我把事件放在心底，就沒有後續行動。我曾出現個想法：如果當時，我們努力去做些什麼事，是不是就不會發生我們家的這件事？如果大家都願意行動，就會有希望在裡頭、減少發生的機會、少一些像我們這樣經歷的人。
 
「倡議」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初期面對媒體，我希望能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但到告別式後，隨著我們漸漸回復生活步調，也出席講座談論「非典型受害者」的家庭教育、期望中的媒體。即便參選，我也盡量維持既定的行程，包括五味屋的協助、社福機構的參訪等等。

太多機會能夠接住被告者，卻還是發生憾事

因為發生這樣的事件，我多少會對精神疾病患者感到緊張、焦慮。但換角度想，對於像是我們長期關注社會議題、教育教養的倡議者而言，也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產生一份同理心，希望能給予適當的協助，並建立起個人、家庭、社會的病識感。
 
被告王景玉其實和其他思覺失調症的患者處境相似：和社會脫節、缺少人際情感間的連結。在他的生命歷程裡，被霸凌、又失業、又吸毒。他沒有朋友，也覺得爸媽不愛他，長期一個人獨處，便開始產生幻聽、幻想。即便曾經就醫過，但爸媽反對他吃藥，包括事件發生至今，本人和家人都沒有病識感。其實一路上來，有太多能夠有人接住他一把的機會，但卻沒有可以接著他的貴人。
 
回想過去，我們在鄉下、鄰里之間，也會遇上精神狀況不是太好的人，但仍能聊上幾句，他們也會感到自在、成為習以為常的存在。但都市化後，人際互動的冷淡、疏離，導致我們很容易將精神病患者排拒在外，將他們推至較危險的狀態，並不是好的對待方式。但其實，社會安全網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盡一份力量的，於是，我們在政見中提出，盼能建立「社區型照料網絡」，找回鄉村社會的人際連結。
 
面對未來，我希望看見自己正在倡議的內容有較大的進展。社會大眾不一定需要支持我，而是期待透過意見傳遞，促使觀念相異、產生誤會的人們，能夠藉機相互討論、聽聽看和自己不同的聲音。我也期待國會中的小黨席次變多、支持素人參政，讓政治更加貼近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