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佩嘉：中產階級父母為何如此焦慮？當教養陷入彌補失落童年的遺憾

公視戲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引起社會熱議，中產階級父母明明資源比上一輩豐厚，為什麼我們總擔心做得不對、不夠？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訪談一百多組台灣、美國家庭的親職社會學新書《養育全球家庭》（暫譯，Raising Global Families）提供社會學角度的詮釋和提醒。

• 故事1：擁有碩士學歷的Janice，每隔兩年都送兩個兒子到美國參加夏令營。在美國，他們住在Janice的表哥家，表哥在美國矽谷工作，擁有寬敞的兩層樓房。有一年，表嫂請Janice帶台灣的數學和物理教科書來，因為，美國的教材太簡單了。這樣「反向取經」讓Janice有點訝異。

• 故事2：「原來我們以前班上那些成績不好的、很頑皮的同學，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學校並不適合每一個孩子，」一位兒子被診斷注意力缺失（ADD），舉家遷移至宜蘭，讓孩子在體制外學校就讀的林先生這麼說。他的太太當年赴美生產，原先也早已規劃好讓兒子就讀雙語幼稚園以及台北的私立小學，卻因為兒子被診斷出ADD，就學地圖有了變動。

中產階級父母期盼孩子在全球化競爭下擁有競爭力，又希望他們「不要像自己小時候一樣」，為了讓孩子擁有無障礙的童年所做的努力，用心良苦。

同樣面臨了孩子的發展出現挑戰，中產階級家庭有資源能舉家遷移到適合孩子成長的地方，勞工階級的家庭卻因知識與經濟資源匱乏，家長選擇忽略孩子的問題。

讀小二的貝貝家裡還有兩個手足，爸爸開計程車養家，媽媽是家庭主婦。貝貝在家裡表現一切正常，到了學校卻不講話，被診斷是「選擇性緘默症」。在保險給付的心理諮商次數結束後，貝貝還是不願說話。爸媽決定不再帶貝貝去求診、諮商，「又沒什麼用」、「我小時候也這樣，長大就會好了」他們說。媽媽也坦言，不太理解醫生的說明。除了不能理解，後續需要負擔的經濟和時間成本，也是他們不願繼續就診的原因。

這幾個不同家庭對照組的真實故事，是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近10年來，在台灣、美國東岸訪談了近150組華人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家庭，其中的幾個縮影。她將這些家庭分為4組，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其教養敘事，以英文撰寫《養育全球家庭》（暫譯，Raising Global Families）一書，2018年7月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定位是給美國大學課堂使用的學術類書籍。

這也是藍佩嘉繼2006年出版的《跨國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中文版2008年出版）後，第二本英文社會學著作。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庭康對本書評語：「這本書絕對可以與西方學者著作平起平坐，也能將教育社會學論述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打破。」

傳統社會學看待教養、教育，被認為是複製階級優勢的理性策略。藍佩嘉從亞洲視角貼近觀察台灣、美國兩地的華人家庭，一方面對西方的論述提出反駁，認為對於這些不同階級、處境的父母，教養並不是一件可以清楚算計出投報率的工具，而是一個「企圖降低風險的策略，裡頭其實有很多情緒上的不安全、焦慮和恐慌」，她用「全球保安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gy）」描述教養的操作。

近10多年來，台灣坊間大量引進西方的教養書籍與論述。另一方面，藍佩嘉也從社會學角度提醒，導引自西方中產階級的教養論述，不見得一體適用各個階層的家庭，而以中產階級為假想中「理想家庭」所設計的教育、社會制度，可能會深化階級不平等。

以下是藍佩嘉接受《親子天下》專訪的對話：

Q：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親職教養的初衷為何？深度訪談一百多個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最大的發現和觀察是什麼？

Ａ：有幾個初衷，現在做父母好像變得很焦慮、很困難，和上一代父母比起來，我們現在的中產階級父母有這麼多的資源，為什麼更焦慮，而且不斷覺得自己沒做對、感到高度的不確定？

另一方面，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教養方式落差愈來愈大，不僅是資源的多寡，好像大家認為什麼是好的父母、好的教養，做法也不一樣，有些人覺得你是在縱容孩子，我覺得我是在尊重孩子主體性。

我想了解台灣社會現在在教養、教育的問題或困境，背後反映哪些更大的社會結構狀況。台灣經歷了快速的社會變遷，是很典型的壓縮社會變遷的案例， 很短時間內經歷了經濟上政治上的變化，在各個不同制度裡看到不一致，例如，在美國的學校和家長態度是一致的，但在台灣有很多衝突。

我希望這個透鏡可以看到階級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的背後，家庭因素的影響。家庭，是造成下一代孩子發展過程中機會不均等，一個很大的因素。

Q：書裡為什麼用「全球保安策略（ global security strategy ）」來看待現代父母的教養行為？

Ａ：社會學傳統上看待教養，就是一個複製階級利益的機制、中心點。你希望下一代可以得到你現在的優勢或安逸，尤其是中產階級家庭，你投那麼多資源，就是希望孩子接下來還能享有中產階級的地位。

這邏輯好像預設教養是一個很理性的策略、工具的計算，可是我在做研究過程中，大部份家長未必這麼理性，未必知道怎麼算，很多時候要考慮許多矛盾的目標：譬如，又想讓孩子有競爭力、又想讓孩子很快樂。

矛盾的原因是，台灣的社會變遷快速，我們自己都不是這樣被養大的，現在卻要如此教育小孩。所以，到底是不是對的方式呢？

為什麼我會用「保安策略」這個說法，因為我發現大部分的父母親其實不能夠很清楚去計算利益，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去「避險」、避免一些他們認為不安全的東西。而父母所認知的「不安全」到底是什麼，不同群體、不同地點的父母，看法就很不一樣。

Q：書裡研究台灣中產階級、台灣勞工階級、美國中產階級華人移民、美國勞工階級華人移民4個族群的家長，他們背後的焦慮和不安是類似的嗎？

A：他們的情緒狀態可能都是「我愛我的小孩，我想要提供好的東西給他」，但是他們各自所理解的狀況不太一樣。

中產階級的父母，都比較容易去放大他的不安全。中產階級父母不管是經濟上、社會資源上應該都是相對比較安全的，但反而他們更傾向覺得生活裡有很多不安全。比方說可能會擔心小孩向下流動、擔心他沒考上理想的學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擔心他吃到不安全的食物、擔心他發育得比人晚、擔心疫苗裡有風險等等。

還有很多中產階級會有「情緒上的不安全感」，例如，擔心孩子會不快樂、擔心他有沒有自主的成長。中產階級很容易去放大檢視，覺得需要做更多事來保護孩子情緒上的安全，許多時候是保護成人自己情緒的安全感。

台灣中產階級也普遍有一種「失落童年」的說法，我們都覺得我們過去沒有快樂，可能是功課壓力太重，老師和教育體制給我帶來的創傷，或是覺得以前家裡沒有資源讓我去學習，這些很容易投射到，我們希望小孩可以去避免經歷這些我們經歷過的風險，想要創造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給他。

書裡有提到這些孩子送到另類學校家長的經驗，對這些家長來說，他想要secure（確保）孩子的童年，能有一個自主自然的成長。

對美國的中產階級華人移民家長，指認到的主要風險可能就不是這樣。當然他也有失落童年的敘事，但移民的經驗導致其他的不安全感。 比方雖然有高學歷、擁有好工作的父親，在職場上仍經歷種族歧視，有升遷天花板，或是英文有口音、不知道怎麼和美國人社交等。

這也會投射到，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經歷到我所經歷的，希望孩子能學會美國的社交技巧、更融入美國的社會，或是保護他在種族不平等的環境裡生存。現在美國大學入學很競爭，引起「亞洲配額（Asian quota，註1）」影響入學的猜測，所以華人移民家長想盡辦法，怎麼樣讓孩子可以表現得比別人更優秀，不能像白人家長這樣自由放任，所以同樣的也是一個保安的策略。

勞工階級資源比較少，生活中不安全其實是比較多的。可是他們沒有這麼豐沛的經濟、時間、知識，去指認生活中潛在的風險。反而他們盡可能不要看那麼清楚，如果他像中產階級這樣斤斤計較， 但是他又沒有辦法去改善，他會活不下去。

勞工階級父母，他們的教養焦慮和中產階級父母不太一樣，更多是來自於外界。

社會、學校的文化腳本常常是以中產階級的生活做為典型，期待你要有這麼多的資源能力時間來配合。當勞工階級父母們和體制、老師或是其他家長互動時，或者是社工來檢視，你是否是一個高風險家庭時，他會被不斷提醒，自己是不是一個不適任的父母。

Ｑ：可以舉例說明，勞工階級家長焦慮來自於外在較多嗎？

比方說，當我們邀請中產階級家長訪問時，大部分都滿順利的，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很有理念，很多家長都假定自己是很好的家長，所以學者要來訪問我。

可是勞工階級的家長完全不一樣。我們詢問受訪意願時，他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小孩在學校裡有什麼問題嗎？」或者，他就會說：「我們家沒有什麼好看的，我們就是打而已。」對他來說，體制要來檢視他的時候，他擔心可能反而會被看到自己做錯了什麼。

Ｑ：在美國的勞工階級家庭也是類似的嗎？

Ａ：類似，在美國挫折感只會更勝之。勞工階級做為一個家長的權威，是更容易受到挑戰的。去了美國，不會說英文，做的又是一個很低階的工作，那我的小孩是美國人了，他日常生活很多時候，要依賴孩子當翻譯。在美國會出現代間關係地位逆轉的情況。

另一個很重要的，在美國完全不能打小孩，書裡很多家長最煩惱的就是這件事。他們不能打，如果學校老師發現打小孩，再加上他們是移民，很容易被貼上虐待的標籤，在美國是可以把小孩帶走的。我訪問的人裡面很多都被警告過，感到很挫折。

有些人就會轉過來想說，這就是美國的教養吧，我給小孩很多的自由，就是像美國的方式吧。這當然是很天真很化約的。當他們帶小孩回台灣或是回中國的時候，親戚都會說「你這樣帶小孩太糟糕了」、「小孩子都沒大沒小的」。那個做法放到台灣的文化框架，家長就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Q：你提到，不論在美國或是台灣，很多親職教育的工作坊或是講座，存在一些階級的偏見，包括哪些？

A：最典型的是，美國建議處罰時用「time out（暫停）」的方法，把小孩暫時隔離，把小孩暫時帶到一個沒有長物的角落。那些（上親職課的）移民就很困惑，首先我們家沒有一個角落是沒有東西的。這些移民很常見是3個家庭合住在一個公寓裡，哪有什麼空的角落？或者很多方法強調需要口才、溝通、講道理，這對他們很多人是很陌生的。

台灣某些親職教育班，很強調權威，由一個專家告訴你什麼是對的。當你覺得這一套是對的，就沒有彈性，忽略許多人生活情境可能和你不一樣。有次我聽一個老師講說，小孩0－3歲是認知能力發展最好的時候，這時候家長最好可以全時間陪伴。

這種資訊對於某些家長完全沒有幫助，而是一種壓力，因為他們就是需要雙薪工作的母親，該告訴她的是，以她的生活情境，她可以做什麼。你告訴她「小孩0－3歲認知發展最好」，但我都沒有辦法在家陪他，那將來他發展怎麼樣，是不是我的責任。我覺得類似這樣的說法，反而是提醒媽媽「我是不適任的母親」。

Ｑ：台灣的教養論述大多引自西方，這些西方的教養論述，對於勞工階級的家長，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較大呢？

Ａ：我會避免用好或壞這樣的字眼來總結。勞工階級的家長有很多人想要採取和上一代不一樣的教育方法，很多人不想打（小孩），因為自己也被打過，也有很多人覺得自己童年是失落的，這些人都是教育上的受挫者，他也不想讓孩子有很多課業上的壓力。

我想強調的是，現在有很多教育現場改變、對家長期待的改變、或是現在認為主流的教養方式改變，這些都很好，可是很多時候忽略了家庭背景的差異，很多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去強化一種，單一的對於正常家庭的預設。

比方說，很多規則假定家長是有時間、有能力參與的，對於沒有時間和沒有能力參與的家長是很大的負擔，不只是勞工階級的家長的困擾，很多中產階級的雙薪家庭也有這樣的困擾。

我並不是要去否定教養腳本的改變，或是教育方式的改變，只是我們必須要考慮要怎麼樣去涵括不同型態家長的差異。

Ｑ：希望這本書帶給讀者什麼啟示？

Ａ：台灣對於西方的教育，都有一點浪漫化的傾向，我們不需要去浪漫化他們。他們有很多他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家長可以放心的是，大家都是很焦慮的，不只你自己，在不同社會、位置，可能會面對不一樣的困境。而弔詭的是，這些家長安排的保安策略常常都會產生非預期的效果，反而讓你更不安全。

譬如，書裡有提到，那些另類教育的家長希望孩子可以很自然的成長，不要受到體制教育或是商業的汙染，可是有的時候那些自然成長，反而很不自然，因為我們要很努力的安排很多東西，這是一個很典型「非預期的後果」的例子。

華人移民的家長也是一樣 ，我想要給他母國文化的資本，給他加強中文、練小提琴，覺得他只有這樣在申請學校時才能夠贏過白人小孩，可是後來到了申請這一關，人家一看就說「你是亞洲人本來就應該會這些」、「你們亞洲人每個都是一樣」。你想讓孩子安全，結果反而更不安全。

勞工階級家長也會發生這樣情況。有個媽媽為了能供孩子去補習，打好幾份工，讓孩子一個人在家，卻被學校、社工懷疑是不適任的母親。

這本書想提醒的是，我們要把自己的個人問題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裡面，當你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來看的時候，不是只有我焦慮，大家都在焦慮。到底是什麼讓我焦慮？有的時候不是我做不好，有時是一些框架對我來說，並不合理。

另外很重要的是，因為面對社會壓力、放大生活裡的風險，很多的母親都會一直覺得自己做不好的這件事情， 然後退回一些很個人化的策略。但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創造公共財」的方式，去改造社會集體的制度，讓這個社會學校環境改善，而不是只顧慮到自己小孩有沒有暴露在這個風險中。

譬如，食安問題讓中產階級的母親很焦慮，覺得學校的營養午餐有很多風險，就想辦法每天早起做便當，自己也很勞累，這就非常個人化。如果可以，是不是能當志工去監督學校，讓其他孩子也能吃得安心。

我們很容易會把同溫層的一些做法跟想法，視為理所當然，用我們的標準去評斷「他們」，所以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提供一個社會上的橫斷面，增加大家同理的了解。我不只是告訴大家說，不同階級的家庭養小孩的方式不一樣，很重要的是，這些「階級差異」是在什麼樣的脈絡，被轉化、強化為階級的不平等。

註1：Asian quota，亞洲配額，指美國大學尤其是長春藤名校，在接受入學申請時，因為亞裔學生成績優異，可能給予入學比例上限的說法，但是大學多半否認有這樣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