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名學生只有2位全職專輔老師：當台灣教師獨撐一切，新加坡早已這樣分工【2026教師幸福感調查】

早上 7 點 30 分，任教一年級的陳老師才剛踏入教室，椅子還沒坐熱，工作已悄然開始。早自習，她一邊讓學生抄聯絡簿、一邊發作業、回收家長調查表，還得重複提醒學生隔天上課要帶的物品。這天學生剛好準備換座位，換到一半還得回應學生天馬行空的個別需求，她來回解釋、安撫，還要空出五分鐘上網搶校外教學的門票，以及打開電子公文處理行政庶務。

教學任務、學生行為、親師溝通、行政工作，陳老師在多重角色間不斷切換，這些片段，正是台灣不少中小學老師的縮影....

近年來，教師工作壓力逐漸從「教學」本身，延伸到學生情緒與行為問題、家長申訴、行政工作等多重任務。當制度未能提供足夠支持時，教學創新與專業判斷反而被壓縮，難以面面俱到。

若要真正撐住老師們，關鍵是要建立一套能讓教師專注於教學的支持系統。近年在教育圈常被討論的做法，是借鏡教育強國新加坡的「教育協作人員」制度，透過專業分工支援教師，讓老師不再孤軍奮戰。

借鏡新加坡：專業分工撐起教師教學

在新加坡的學校體系中，教師並非獨自承擔這一切。新加坡教育部 2004 年開始試引進非教學專業人員，並在 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教育協作人員計畫（Allied Educators Scheme，簡稱 AED）」 。這項制度的基礎在於「專業分工」，認定教學、輔導、特教支援與行政協作，皆為獨立且平等的專業領域，教育協作人員不負責正式授課，而是協助處理學生學習差異、情緒困擾、特殊需求與行政支援工作。

當班級出現學習困難或行為挑戰時，新加坡教師可以與協作人員共同討論策略，必要時由專業人員介入輔導或課堂支援。藉由制度設計，教師能把更多時間投入在教學與班級經營，而不是被大量非教學事務耗盡心力。

在過去十餘年間，新加坡教育協作人員的規模顯著擴張。根據新加坡教育部數據，校園中的 AED 人數從十年前的約 800 人增加到目前的 1,600 人。每所學校平均配置約 85 名教師，並輔以一支專業的 AED 團隊與行政團隊，行政職員從每校 6 人增至 9 人，緩解個別教師的工作壓力 。

台灣已有制度雛形　卻難支撐現場需求

台灣校園也有類似制度。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校長曾秀珠指出，台灣有特教助理員、專業輔導教師、心理師與社工師等角色，都是為了支援教師而設計。例如，學生若有情緒困擾或特殊教育需求，可由專輔老師或特教助理員提供專業協助。但最大的問題在於人力不夠、薪資不好、時數不足，讓資源難以真正發揮功能。

以秀朗國小為例，全校超過 3,000 名學生，有 151 位「輔導個案學生」，卻僅有 2 位專輔老師，以及 3 位由科任老師兼任的專輔老師；另有 125 名領有身障手冊的特教生，但教育局核定的特教助理員總時數每週僅 272 小時。平均分配後，每人每天分不到半小時。

對於需要全天候情緒安撫、特殊服務的孩子來說，這樣的資源遠遠不足，最終仍由班導師承擔大部分的壓力。更別說是尚未進入特教系統的「疑似生」，當資源無法到位，教師只能獨力面對，壓力自然加倍。

這樣的處境，也反映在教師集體行動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於 2025 年教師節前夕發起「挺老師、護教育」行動，呼籲推動「行政專職化」。

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認為，教師工作應以課堂教學、輔導學生為核心，不應被繁重的行政庶務與非屬教學活動所淹沒，唯有編制專責行政人員，簡化學校行政流程，才能讓教師回到教學專業，提升教學品質。
 

校園自力補位：民間力量支援教室

在制度尚未完善前，部分學校也透過校內和民間資源補位。

曾秀珠分享，秀朗國小曾與家長會合作，透過募款成立「輔導特教基金」，當班級中出現需要額外支持的學生時，學校可以短期聘請特教助理員進入課堂協助，讓教學得以維持。但這類做法多半屬於「補救型」措施，無法全面解決制度問題。

另一個現實挑戰是人才稀缺。曾秀珠說，心理輔導、社工與特教支援等工作都需要專業訓練，但相關科系人力有限，即使地方政府開缺，也常面臨招募困難。若台灣要建立更完整的教育協作制度，除了增加經費、提高人力薪資水平，更需要長期的人才培育與職涯制度。
 

行政在前線：為教師承擔衝突與壓力

除了專業協作人力，校園行政是否真正支持教師，也會直接影響教學的穩定度。台北市金華國中是台北市的升學名校，校長黃啟清認為，教育並非單一教師的責任，而是一整個校園團隊共同承擔；當教師面臨壓力，行政應站第一線。

例如，當學校接獲家長透過市民專線 1999 提出投訴時，便會由處室主任先行處理與回應，而不是將壓力直接轉交給老師；當班級出現學生情緒失控或干擾教學時，行政團隊也會視情況將學生暫時帶離教室並安排後續輔導，保護教師專業與課堂秩序，不讓老師獨自面對高張力的衝突。

建立校園支持文化 讓老師不再孤軍奮戰

在黃啟清看來，教師是否能長期投入教育，關鍵往往來自校園文化中的支持感。當教師知道學校會在背後支持自己，面對學生問題或家長質疑時，就不會感到孤立無援。

從新加坡的教育協作制度，到台灣學校行政團隊的努力，教育現場不只需要為孩子打造更好的課程，也需要一套能撐住教師的支持系統。當校園中有足夠的專業人員、完善的行政支援，以及理解教師工作的文化時，老師才有餘裕把時間與心力，重新放回教學與陪伴學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