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流行病研究，抗疫英雄副總統陳建仁最想說：「謝謝啟蒙我的恩師」

副總統陳建仁是國際知名流行病學者，17年前台灣 SARS 爆發院內感染，他接下衛生署署長的重擔。這次他也是 COVID-19（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防疫策略的幕後顧問。面對更狡猾的新冠病毒，他反而不擔心，因為「這次我們有準備」。 副總統陳建仁最近很忙。今年1月11日總統大選後，距離陳建仁卸任不到5個月，原以為可以安穩「數饅頭」，不料卻爆發 COVID-19 （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疫情，由於其專業背景，和台灣抗疫有成經驗，國內、外媒體邀訪不斷。 2月底，陳建仁接受日本《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4月初也與英國廣播公司（ BBC ）連線受訪，分享台灣防治的經驗；4月底他在線上平台 HaHow 開課「全民防疫通識課」，超過一萬名網友加入課程。任期的最後半年，陳建仁在媒體曝光頻率，比之前3年半加起來都還要多。 身為流行病學專家，SARS 期間接下重擔 陳建仁是流行病學專家，這門學科不只是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更需要走到疫區，實地調查病因。陳建仁形容，流行病學是門踏破鐵鞋的學問，「就像偵探一樣，」他說。 「流行病學沒有標準答案」，陳建仁引述他的老師、已逝的台大公衛所名譽教授林東明的話，近一步解釋流行病學。陳建仁是林東明口中的「陳同學」。林東明在課堂上以蘇格拉底式問答與學生對話，經常提出問題，卻不給答案，當學生想破頭推敲可能原因，林東明卻大笑：「我也不知道」，激發學生思考。兩人後來也共同做了許多研究，開啟了陳建仁研究癌症的契機。 陳建仁還記得小學老師陳中樹和初中生物老師王如金，啟發他的學習興趣。「如果有機會，幫我說，謝謝王老師、謝謝陳老師，有你們真好，」陳建仁感恩道。 恩師們給陳建仁的影響，就是自己也當一位好老師。他回憶過去和學生到烏腳病流行區域做調查，住在當地衛生所的廢棄宿舍，和學生一人睡一個睡袋。白天，學生去做疫調，陳建仁上市場買菜、當廚師煮飯給學生吃。賣菜的歐巴桑都認識他，「還有衛生所的主任問我：『欸少年咧，恁老師佇佗位（你們老師在哪裡）？』，我說我就是老師啊！」陳建仁講著興味盎然，把做研究的苦日子過甜。 17年前，陳建仁在 SARS 期間，北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封院之際，臨危受命接下衛生署署長的位置，帶領台灣走過 SARS 風暴。談及這段經歷，陳建仁回憶，當時社會氣氛充滿了恐慌、猜疑。最後，台灣染 SARS 死亡人數在全球染疫國家中排名第四，災情慘重。 SARS 的教訓，讓台灣建立起更完整的防疫制度和應變措施。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帶走超過18萬人生命，至4月22日，台灣確診426人，死亡6人。 新冠病毒去年底疫情從武漢爆發，台灣政府很快地進行防疫裝備，陳建仁歸功於政府的當機立斷。「當時還在忙選舉，副院長陳其邁（編按：就讀台大公衛所時為陳建仁學生）第一時間召集防疫會議，決定從12月31日起，實施武漢班機的登機檢疫」。 「如果這個 COVID-19 能像 SARS 一樣消失，有多好。但恐怕不會，」陳建仁說。但面對這比 SARS 更狡猾、生命力頑強的病毒，陳建仁卻顯得更篤定：「我們這次面對 COVID-19 是充滿準備的。」有專家背書，防疫也應當戒慎，但不過度恐懼。若新冠病毒不會消失，人類該怎麼應對？以下是陳建仁接受《親子天下》專訪，談他對疫情的看法： Q：您身為公共衛生專家，如何看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發展？ 大家都會問，COVID-19 會不會像 SARS 一樣消失？但是一個病毒要消失，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它的致死率要很高。那它很笨，因為殺死宿主也殺死了自己，沒有傳染的機會。這就是 SARS 。 SARS 不發燒不感染，一感染就是重症。 但是 COVID-19 不一樣，它的感染力強，重病率和致死率比較低，所以它有可能藉著輕微症狀的人存活下來。 如果變成輕症感染，那就必須要用快篩、藥物、預防針來迎戰它。所以這一波，我覺得只有靠謹慎的隔離、檢疫來爭取時間，爭取快篩、抗病毒藥物跟疫苗研發上市的時間，當這些武器都到位，我們就放心了。 楊煥世攝 Q：目前開發快篩、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進度為何？ 台灣和美國合作開發疫苗，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基礎。在過去，台灣的國家癌症研究中心、台灣大學就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過愛滋病、癌症、近視眼的研究，也一起研究開發登革熱和茲卡病毒的疫苗。這次武漢肺炎的疫苗，是由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和美方合作，現已進入第二期動物實驗，我們希望能在一年至一年半之間開發完成。除了疫苗以外，中研院和國衛院的藥物研發、快篩試劑也都希望能早日上市。 經歷過 SARS，我們發現，當每個國家都在緊急的情況下，防疫物資會變得珍貴、而且稀少的，只能靠自己。因此，為了國家安全，我們需要有自製快篩、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能力。 Q：台灣和美國在疾病防治的工作上，有什麼合作基礎？ 台灣跟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有很長久的合作關係。 雙方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3年，那時台灣小兒麻痺大流行，美國 CDC 派人來台調查。在那之前，台灣透過接種小兒麻痺疫苗，已經很久沒有小孩得病，但那一年突然有超過一千名小孩得小兒麻痺。美國 CDC 的調查發現，原來台灣使用的是50人份的小兒麻痺疫苗，平時都放在冰箱，隨著小孩一個個到衛生所接種，疫苗就從冰箱裡拿進拿出，保護力也下降。 在 SARS 期間，我們少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援，但是有美國 CDC 提供協助。後來，美國 CDC 也協助我們培育人才。像是疾病管制署防疫醫師的團隊，負責第一線疫調工作，找出疾病擴散原因，更有效率防止疫情擴散。這個也是學他們發展出來的制度。 Q：您前後經歷了 SARS 和新冠病毒，您認為台灣在面對這兩個疫情時，有什麼不一樣？ 17年前的 SARS 爆發時，是一個新型的傳染病，大家對它都不了解。不曉得他的病因？該怎麼診斷、治療？或是要如何預防？完全沒有概念。當時的民眾是互相的猜疑、指責，這是 SARS 早期的人心。 整個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缺少很多配套措施，譬如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權責分別是什麼？醫院要如何做好院內感染管控？邊境檢疫該如何進行？ 我們只能在慌亂中慢慢建立秩序，從無知當中，建立知識還有應對的能力。當大家知道 SARS 會先發燒，我們就量體溫、設置發燒篩檢站；醫院裡也規劃專屬發燒患者的動線、病房。防疫物資上，N95 口罩、防護衣、防護鏡也陸續到位。政府也上電視親自說明疫情。 慢慢的，民眾愈來愈了解 SARS ，人心就改變了。大家願意遵守一些不方便的規定，願意去幫助別人，讓社會漸漸安定下來。 有了 SARS 的經驗，這次面對 COVID-19，我們是有準備的。 楊煥世攝 去年底台灣正忙著選舉，看到中國大陸有不明肺炎疫情消息，當下就懷疑有人傳人，所以當機立斷，隔天12月31日就開始執行武漢班機登機檢疫。 同時，我們也開了專家委員會，請疾病管制署啟動防疫部署。在這段時間，總統也召開國安會議，開始談紓困、防疫物資、民生物資，這也是現在口罩分配制的緣由。 我最喜愛的科學家說巴斯德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心靈，這次我們是有準備的。 我真的要跟所有台灣的人民說，謝謝你們。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防疫的英雄。我何其幸運，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跟2300萬的人民一起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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