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對談】楊照╳女兒：終於，敢於跟別人不一樣！

作者：賓靜蓀 圖片來源：許育愷攝 作家楊照的獨生女李其叡，十四歲時決定離開台灣，到德國漢諾威學習音樂。這三年來，她體會到德國和台灣的教育有哪些不同？自己有哪些成長？爸爸楊照又因此觀察到哪些更深層的教育和教養的課題？ 作家楊照橫跨文學、政治、媒體，左手理性批判，右手感性書寫。在教養的路上，他期許自己是獨生女李其叡最忠實的協助者和陪伴者。 楊照曾經花二十年，跟小時候學音樂的痛苦記憶抗衡，李其叡卻一路走上專業演奏之路。曾被中國媒體譽為「下一個郎朗」的她，十四歲時決定到德國追求她心目中的音樂教育。三年來，她克服了語言、文化、社會的挑戰，看見台灣、德國教育的不同，更高興自己學會了思考和表達。楊照則透過女兒的德國經驗，再次確認父母即便不忍，不能也無法替孩子的人生做主，要「讓孩子自己選擇，承擔的力量才會大，」他說。 去年底，《親子天下》邀請這對父女對談。面對攝影記者，十七歲的她還顯得嬌羞不習慣，但言談中已展現超齡的成熟；而楊照更欣慰的感謝德國教育，「讓女兒成為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女兒」。以下是對談摘要： Q：其叡小學高年級，就確定要走音樂的路，這條路上開心與辛苦的地方？ 叡：我五歲開始學琴，小學、國中都念音樂班。剛開始假日還可以跟爸媽去玩。小學每天放學後都練一兩個小時，有考試或參加比賽就加練，漸漸的，我會把練琴一直掛在心上，就讓我比較沒有空做其他事。 在台灣學音樂，好像有一種風氣，就是要去參加比賽，小時候覺得那是學琴的必要之一。但後來比賽變成一種例行公事，小五小六以後，我就不太願意常參加比賽。我開始想，比賽有什麼意義？ 我喜歡上台表演，喜歡那種上台前的緊張壓力。這是學音樂讓我覺得開心的地方，用我的音樂吸引觀眾，把自己練出來的成果表現出來，哪怕能影響觀眾一點點心情，感受到觀眾有在注意聽我的音樂，我都會很有成就感。在德國學音樂，不會把它當成一個特技，他們比較重視你的音樂有沒有打動人，我很喜歡。 Q：楊照自己學小提琴，曾因被老師打，而痛恨練琴。這樣的經驗如何影響你陪伴女兒學琴？ 照：我對學琴的感想其實很複雜，一直是背後我無法解決的陰影。那位小提琴老師其實教了我太多東西，今天我能跟女兒溝通音樂，都是他幫我打下的基礎，要不是因他夠嚴厲，我今天對音樂不會有這番想法。但另一方面，又因為他那種嚴厲的教育方式，讓我決定放棄小提琴。 身為父親，我一直在拿捏督促她的力道。我希望她對音樂本身有深刻的理解，又擔心這樣要求她，會打擊她對音樂的熱忱。一直到我知道她喜歡上台、與觀眾互動，才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份享受不是任何人強迫得了，這是她自己找到了這樣的樂趣。 叡：爸爸真的很少逼我練琴，即便犧牲了很多週末出門玩耍的時間，我也不過就是一個人待在琴房裡，沒有人在我耳邊念叨，練琴這件事對我而言並不是地獄。音樂真的強迫不來，如果是被強迫的，我的音樂不會長這個樣子，也堅持不到現在。 Q：其叡國二到德國學習和生活，覺得最大挑戰是什麼？ 叡：要去適應德國社會、文化對我來說是個挑戰。一開始因為語言的關係，覺得自己很沒存在感，占下風沒有任何優勢，老師好像不是很在意我是外國人比較辛苦，沒有人會特地為我慢慢說話。整個環境氛圍給我的感覺就是，你應該要會、這是你的問題。一開始我覺得德國人很沒有人情味。如果在台灣有個外國學生，大家一定會很熱心地幫助他。 但現在適應了反而滿喜歡那種哲學。不是說德國人不樂於助人，而是跟台灣表現的方式很不同。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型，都對自己有自信、很確定自己是誰，所以很難受別人影響，你必須照顧好你自己、收自己的攤子。 照：台灣和德國是兩套不同的價值系統。德國人表現尊重的一種方式是，若你沒跟我求救、我就先可憐你，那就是傷害你的自尊。所以德國街上看不到他們去幫老人，他們覺得每個人都有個人尊嚴，伸手幫助有可能會傷害到別人的自尊。 在「跟別人不一樣」這事情上，德國人的想法也跟台灣不同。德國人很重規則，對於共同生活的規則，他們再嚴格不過了；但在共同生活規定之外的每件事情，你就要自己做決定。 Q：台灣和德國的教育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叡：關於「思考」這件事很不同。剛去德國時不是我不思考，而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思考。老師上課要大家拿出一張白紙寫自己的想法和立場，我看大家好像都很習慣地拿出一張紙開始寫，但我交了白卷，我真的想破頭也不知道要怎麼找我的立場。 在台灣考試我都寫選擇題、是非題，有問答題、有作文，但都是要求你用選擇題的邏輯去填答。在德國我沒考過選擇題，不是說學生就不用知道那些知識，而是要你回答問題。譬如考德文，在某部電影裡重複出現一隻靴子，考試就問，這隻靴子在這部電影裡象徵著甚麼意義？ 照：如果是我們這裡的考題，就會變成選擇題A命運 B －－要不然沒辦法打分數。大家會很在意，你怎麼拿到那樣的分數？家長又會去比較成績，然後就想，沒有標準答案的考題分數都掌握在老師手裡，我們不應該給老師這麼大的權力。 台灣教育有太大的矛盾，一面賦予老師很大的責任，認為學校和老師是教育的承擔者；但我們又覺得，怎麼可以讓老師決定答案和分數？我們的教育就是希望你這樣想、你要同意我這樣想。德國人不是這樣想，他們覺得學習是自己的事。 Q：其叡不喜歡國文，在德國卻喜歡上德文課，為什麼？ 叡：在台灣上國文課，就是老師抄課本，然後我們再抄老師寫的。德國上課很重視發表意見的能力。本來我非常害怕上課要講話，但是在那裡至少要花半堂課的時間討論，發言頻率和內容是評量你的依據之一。 上德文課，我們讀《西線無戰事》，老師上課問問題，「書中哪些地方是在描寫那些過去美好的日子？」這一定要事先準備。那時候我竟然也發言了，而且是在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就講了，事後還倒抽一口氣心想：「哇塞～」畢竟那不是我的母語我就能這樣，如果在台灣上國文可以這樣有多好。 照：她小時候很壞，很討厭國文，每次月考就跟我發脾氣，反問我「為什麼你會喜歡這種東西？」我說，我喜歡文學不是從課本來的。 追求標準答案一直是我們教育長期的問題，我以前也是受害者。記得三十幾年前我到哈佛求學，班上只有我一個東方人，助教會特別對著我一個人講，要寫「position paper， not summery」，意思是針對議題寫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像一篇小論文，而不是議題資料統整、摘要。後來跟那位助教熟了，他告訴我，每次遇到台灣來的學生，都有一樣的問題，不知道「立場」為何物，每次都只交「資料摘要」。太重視標準答案的結果，使得人們無法忍受「沒有標準答案」或「非標準答案」，久而久之便培養出一種「只要大家相信的就是對，可以不需要去思考，跟著別人喊就好」的態度。「how to be cool」的定義和方式已經不同：以前我們比酷的方式是「怎麼跟別人不一樣」，現在變成「好酷喔，我也要一樣」。 Q：其叡覺得自己最大的成長是？爸爸覺得她有何改變？ 叡：自信。不是說以前在台灣沒有自信，而是不會去思考自己怎麼想、或確定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自己要的，跟著大家就好了。現在比較確定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要怎樣變成怎樣的人、確定自己不是怎樣子的人。現在我變成一個意見很多的人，敢去發表。 照：她以前是個有態度沒有意見的人，會告訴你喜歡這個、不要那個，但說不出為什麼，沒有能力具體說出原因，我不是不想教，而是教不會。我很感謝德國教育給她的影響，她現在會有意見、會知道有責任要去解釋「為什麼我跟別人不一樣」。去了德國之後，她反而成為我理想中女兒的樣子。 ◎完整報導請見《親子天下》實戰教養系列第28期《12年國教選填志願 升學選校實戰關鍵》>> 【必備】給中學生及中學生父母的最佳指南(特刊+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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