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暖男副總統，也是暖心老爸「陳建仁」：我希望孩子看到生命的價值，而非價格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樹嗎？」滿頭灰白髮、滿臉笑意的副總統陳建仁，用疑問句開啟互動，指著中庭裡綠意盎然的綠樹。我們順著他的手勢望去，綠葉上掛著串串已成熟轉褐的蒴果。大學讀森林系、動物系的陳建仁，開始介紹起台灣欒樹。採訪副總統，還附加植物導覽，也太幸運。

十七年前SARS在台灣爆發院內感染、差點失控，陳建仁臨危受命上任衛生署長，首度接下抗疫舵手任務，當時還是一頭黑髮。十七年來，他更熟稔了，從抗疫新手到老手，就像果實的成熟。

「SARS的時候是恐慌的狀況⋯⋯我最喜歡的科學家巴斯德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心靈。』這次，我們是有準備的。」歲月在陳建仁臉上留下痕跡，但他自信篤定的笑容，讓人彷彿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出生於高雄的陳建仁，家中有八個兄弟姊妹，從小跟著哥哥抓昆蟲、做植物標本，父親也愛種蝴蝶蘭，培養出他對生命科學的嚮往。小陳建仁也愛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亞森羅蘋》都是心頭肉，埋下他日後投入流行病學研究的種子。他用推理小說比喻科學專業：研究烏腳病時，挨家挨戶的調查就像是去查案，透過蛛絲馬跡，找出飲用水中砷含量的禍首源頭。「就像是偵探！」破案的喜悅，童年的陳建仁又回來了。

陳建仁的父親陳新安是地方政治人物，曾當選國民黨籍高雄縣長。當陳建仁從國外留學回來後，父親也提議兒子選立委，但陳建仁醉心研究，不但拒絕，還說「不如把錢給我做研究」。果然三年內，就升上台大醫學院的教授，四十七歲成為最年輕的中研院院士。他帶領研究團隊訂出的「飲水砷含量」成為國際標準，拯救世人健康。

他也從母親身上傳承了做人的溫柔。陳建仁母親經營市場和幼兒園，陳建仁回憶，母親像是做慈善事業般，經常對繳不出學費、付不起租金的家庭伸出援手。母親過世時，陳建仁僅高中。年近七十的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憶及母親仍不住哽咽。

母親親身示範的愛，影響陳建仁對人的關懷和奉獻。大學時創辦了慈幼社，走進孤兒院、老人院服務。不論在SARS或是COVID-19（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期間，他用各種數據和期刊文獻讓人安心。科學家篤信天主教，談話裡充滿著神父佈道般的鼓勵、安慰。

「我要跟台灣每一個人說，謝謝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防疫的英雄喔！」陳建仁說。採訪防疫英雄，卻被稱讚為英雄，內心飄飄然。

這位即將卸任的副總統，沒有對權位的戀棧，只有對奉獻的堅持。總統蔡英文把社會爭議最高、最困難的年金改革、婚姻平權交給他，他成為「最忙的副總統」；就要卸任，因為流行病學專業和防疫模範措施，成為國內外媒體爭相邀訪的對象，無疑也是人氣最高的副總統。

暖男「大仁哥」的養成之路，令人好奇。他接受《親子天下》訪問時，分享自己父母如何以愛的教育，勸和愛吵架的兄弟；當孩子選擇了和科學家爸爸不同的生涯道路，他如何回應？以下是專訪陳建仁的精采節錄：

Ｑ您大學是念動植物相關科系，可是後來投入公衛、流行病學研究，中間的轉折是什麼？

Ａ我從小對生命科學就相當有興趣，所以大學就考進了台大森林系，但我本身對動物比較感興趣，就又轉到動物系。不過當時我不是很好的學生，花比較多時間在社團。我參加登山社，當了社長，當時社員超過五百人，是台大最大的社團；大三的時候我們創立了台大慈幼會，到孤兒院服務。社團的經驗讓我覺得，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幫忙、關懷，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使命。

公共衛生裡面有一門學科叫做流行病學，是專門去探討神祕怪病，這個很符合我小時候看的偵探小說，像是《亞森羅蘋》，還有《福爾摩斯》。流行病學探討病因讓我像是偵探一樣，建立假說，不斷的去驗證，而且一定要到社區裡面去做疾病的調查。像是我們到烏腳病的地區，找到飲用水的砷含量與疾病的關係；還有全球歷程最久、規模最大的B型肝炎研究（編按：陳建仁的B型肝炎研究歷經十二年，共兩萬四千多人參與），我們用台灣的研究告訴全世界，B型肝炎的病毒量是可以預測未來產生肝癌的風險。

我以前常常在課堂上跟學生講，流行病學家的追蹤愈長期，就愈重要。所以我就開玩笑說，女生要嫁的學者們應該是考古學家，第二個是流行病學家，因為追蹤愈久的，他愈喜歡。（笑）

Ｑ您的研究卓越，享譽國際，現在是副總統，堪稱是人生勝利組。這一路上，是否有過挫折？

Ａ我的挫折可多了喔。（笑）

我公費留學考了第四次才上，我都說我是三敗將軍。考到第三次時我真的很難過，和我太太訴苦，結果我太太說：「天主一定有祂的好意。」我聽完好生氣，我考三次都沒考上，她不但沒有安慰我，還說：「也許你還沒有準備好。」我更生氣了。

當時我發憤圖強，寫了一本流行病學的教科書，但我一個碩班畢業生，不敢請教授寫序，就偷偷放在林東明教授的桌上。兩、三個星期後，他把我叫過去：「陳同學，寫得超好耶！你真的很認真在寫。」能想像一個公費留考失敗、只有碩士學位的人，寫了一本流行病學的教科書嗎？所以，不要害怕失敗。我現在也知道上天的好意了。一旦有學生來跟我說他考試沒考上，我就可以用我的例子安慰他，因為我也知道失敗的痛苦。

在人生的過程當中，當然會面臨很多挫折、挑戰，但也許這是要告訴你，你應該轉一個方向，去走一個更好的道路。你可以很哀傷的被石頭絆倒，就不再站起來，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你的踏腳石，心裡想著：這就是我再次進步的動力。

Ｑ您的父親是政壇重要人士，曾期待您走同一條路？

Ａ我爸爸是很開明的人，他沒有要求他的孩子一定要讀書第一名。他對我們的第一個要求是，要做一個好人；第二個，要有健康的身體；如果可以的話，功課好一點也不錯。（笑）

我們家八個兄弟姊妹，就是在這一樣的包容、一樣的盼望下長大，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發展與成就。像我跟我弟弟（陳建德）兩人個性完全不同，而且我小時候成績好，他成績不好，可是我爸爸對我弟弟永遠有信心，果然弟弟後來跟我一樣成為中研院院士，甚至比我更有成就。所以父母親對於子女的信賴、盼望，讓他能夠有好的翅膀飛得更高，有好的眼光看得更遠，有好的頭腦去想得更深入，這很重要。

我的父母對我們是充滿愛的教育，不打不罵的。我跟我弟弟吵架的時候，爸爸把我們兩個叫到他面前，他自己先哭，說：「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教好你們兩個，讓你們兩個打架。」這樣做比打我們還有效。這個愛的教育，給我們心靈上很大的觸動，願意和好、彼此友愛。

我在國外念完公共衛生的博士學位，回到台灣，我爸爸就說：「你要不要去選立委？」我說：「我要做研究，做研究可以照顧很多人。」我向他解釋流行病學的內容和意義後，他同意說好，之後就沒有再吵我（競選公職）。爸爸給我的尊重，讓我覺得我對子女的教育也應該這樣。

父母對每個子女的信賴和盼望，足以讓每個人飛得更高。

陳建仁(左)與弟弟陳建德（右）是家裡第七和第八個小孩，雖然小時候陳建仁功課比較好，但爸爸媽媽對兩個人始終一視同仁。（圖片來源／陳建仁臉書）

Ｑ您的兩個孩子，選擇道路也和您醉心的學術研究不同。您是如何教養孩子？

Ａ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考大學時跟我說：「爸，我要填護理系。」我以前買了很多偉人傳記給她們看，她說：「我最喜歡的就是南丁格爾，我希望像南丁格爾一樣，擔任白衣天使，照護每一個受傷的病人。」所以我就在想，早知道不要擺南丁格爾在書架上了，開玩笑的。

我和我太太都尊重她的選擇，她現在在一個NGO做哀傷輔導、做臨終照護，她很喜歡她的工作。她為每位病人的生命末期，帶來平安和喜樂，也讓病人和家屬可以好好的道謝、道歉、道別、道愛。

我的小女兒更出乎我意料了。她高中時對生命科學充滿了興趣，我還很驕傲以為她受到我的影響要念生命科學，結果她說要去甄試哲學系。「哲學系？What are you going to do？（以後要做什麼工作呢？）」我很直覺的問她。結果她告訴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了解生命的價值、意義。我和太太想一想：「好，去吧！」她在大學期間又輔修了外文系，和全台灣第一個開給大學生的人權學程。她現在在做教育人權的事情。

雖然在非營利組織的薪水不高，但我的兩個女兒都很enjoy（樂於）她們的工作。我問她們：「你喜歡你們的工作嗎？愛你們的工作嗎？」她們都說：「我們很愛我們的工作。」我回答：「這樣就對了，選擇你所愛的，愛你所選擇的。」

我想，做父母的，就是要讓每一個孩子能選擇他所愛，然後允許他堅持理想，不斷走下去。不要要求孩子去完成自己沒有達成的目標。當然，父母總是希望孩子選擇一個好的職業，過一個富裕的生活。但是我們做父母的，要讓孩子了解的，不是生命的價格、不是可以賺到多少錢，而是要看到生命的價值。那什麼是真正的價值，其實就是讓生命充分的發揮所長，並且去服務他人。

陳建仁和太太很尊重兩個女兒對科系、工作的選擇，讓她們能充分發揮所長，並且去服務他人。（圖片來源／科技部網站）

Ｑ您曾經歷SARS，和新冠肺炎比較，如何看這次的疫情發展？

ＡSARS的時候，社會氣氛是恐慌的。因為我們對於它的病因、病原、如何診斷、治療，乃至於如何預防都完全沒有概念，所以後來有和平醫院的院內感染，一爆發以後就不得了。

但透過SARS我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讓我們有足夠的應對能力來面對新型的傳染病。譬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這三級制的管理，是從SARS經驗學來的。比起SARS，這次我們是「有準備」的狀況，所以我比較放心。

大家都很關心，新冠病毒會不會像SARS一樣不見？但是要一個病毒不見，它的致死率要很高，也就是一碰到宿主就把宿主殺死，就像SARS。SARS那時候不發燒不感染，一感染就是重症。這樣的病毒很笨，因為殺死了宿主也就殺死了自己，沒有傳染的餘地。

這次COVID-19不一樣，它的感染力很強，但重病率比較低、致死率也比較低，所以這個病毒就有可能藉著沒有症狀的或是輕症的人，慢慢在族群當中存在。如果新冠病毒變成大多數是輕症感染的時候，要應付它的方法就是：快篩、用藥、預防針。目前我們手上的武器還沒有完全到位，因此，我們只有靠謹慎的隔離、檢疫，來爭取快篩工具、抗病毒藥物跟疫苗研發上市的時間。

所以我真的要跟所有台灣的人民說：「謝謝你們，每一個都是防疫的英雄喔！」我一直覺得我是何其幸運，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跟兩千三百萬的人民一起抗疫，比起其他的國家，我們是有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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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陳建仁

68歲，第14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博士，47歲獲最年輕的中研院院士，SARS期間擔任衛生署署長。重要研究為台灣烏腳病、B型肝炎、小兒麻痺、癌症等，著有《流行病學》。全家都是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