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不改，教改怎麼改都沒用
課綱問題在台灣沸沸揚揚，大學裡，其實也很有事。 比如說，國立政治大學於4月通過課程精實方案，預計於民國105年第一學期開始實施。改革原有課程制度的原因有兩點：一、老師開課過多，無法全心備課，教學品質堪憂；二、同學修課過多過雜，學習品質堪憂。為此，政大學...
態度不改，教改怎麼改都沒用
作者：PT │《換日線》部落格駐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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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題在台灣沸沸揚揚，大學裡，其實也很有事。
比如說，國立政治大學於4月通過課程精實方案，預計於民國105年第一學期開始實施。改革原有課程制度的原因有兩點：一、老師開課過多，無法全心備課，教學品質堪憂；二、同學修課過多過雜，學習品質堪憂。為此，政大學生會提出兩點質疑，一為「課程減少不等同教學品質提升」，再者，「課變少還要增加學雜費？」
面對此兩點質疑，雖然不知政治大學有何回應，淺見以為就第一點來說，與其質疑教學品質提升與否不如檢討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換言之，教學品質再怎麼好，學生學習態度若不佳，請到全世界一流的師資也是枉然。
在英國念書的第三年，我深深體會到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就學習模式及態度來說，英國和台灣就有著許多差別。以筆者念的愛丁堡歷史研究所為例，英國碩士課程大多只有1年，畢業學分為180，一門課為20學分，碩士論文占60學分，意即學生上下學期各修3門課，結束後開始寫論文，論文大鋼需於論文繳交期限前4個月提出，占總成績10%，通過後開始動筆，無須口試，紙本由一校內評審及一校外評審審查，2個月後即可知道通過與否。
相較於英國，台灣研究所畢業的審核大概只能用「過關斬將」來形容。以政大歷史所為例，交出碩士論文前，須先修完三分之二的學分，接著每學期初有一次資格考。資格考是什麼呢？大概就是與其論文相關的斷代史和專史。資格考過了才能提論文大鋼，接著口試，過了就能開始寫論文。以台灣歷史所為標準，多數學生最少需要花3年才能拿到碩士證書。和英國的1年相比，大概就是高鐵和腳踏車的速度吧！
3年的過關斬將在文科裡來說算快，而問題是，真的有必要念那麼久嗎？就資格考來說，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研究所的教育應跳脫傳統的紙筆測驗，注重個人對史料的解讀與研究（就其他科系來說，應是對其論文題目的研究與發現）。資格考難免又落入了「我要你寫出正解」的窠臼裡。許多人會質疑英國教育的紮實性，大學只有3年，碩士1年，博士3年(以前是4年)。尤其是博士的研究常遭到受過美國博士訓練的人的批評。美國的博士訓練約要念7年，前一兩年需要修課，到後面幾年才開始寫論文。英國的博士訓練為師徒制，基本上於申請前，把研究計畫拿給心目中有可能的指導老師看過，老師若對其研究計劃有興趣並有信心指導，學生申請上的機率就很高。3年中不需修課，只要專注在自己的研究，第一年後會有考核，必須交出論文的一章，評委通過後，可正式成為博士候選人。所以，英國博士研究之快，是因為在未開始博士之前，學生就必須清楚自己要研究什麼，大約半年就會有論文大鋼，第一年結束就要伴隨一章的出產。
在英國念高等教育就像放年吃草，名副其實「放牛班」
曾有一位在英國念博士的學長這麼比喻，英國的碩博士教育就是放山雞，自己去發現食物。這比喻，實在貼切。老實說，出來英國念碩士時，非常不習慣。課程都是學生彼此間的辯論，老師坐在旁邊看著辯論進行，只在當大家遇到瓶頸時出聲提點。這種課程讓學生在上課前必須確保自己至少讀了書才能來。換言之，在英國研究所教育裡，備課的其實是學生而不是老師。沒有課程前的苦讀，就無法在課堂上和同學們討論，也就無法了解他人在討論時激盪出的火花進而自己思考。
不過，英國研究所教育中最讓我吃驚的是教授們的指導方式。3年前來到愛丁堡大學，對於即將交出的第一篇學期報告戰戰兢兢，和教授約好了時間，帶著擬好的題目並希望教授能給我些許建議。沒想到簡單敘述完我的報告構想跟大綱後，教授只問了：
「那麼你覺得這個題目如何呢？」
「你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
當下差點回教授：「可是你是教授耶！不是應該你告訴我這個題目好不好嗎？」這話到嘴邊當然是硬生生地被我吞了回去（真的講出來可能就拿不到畢業證書了）。後來才明白（當然，雖然是事後諸葛），研究所教育跟大學部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覺得」、「我認為的觀點」，而非「老師覺得、教授覺得」。指導教授唯一能幫助學生的地方是，當學生報告或論文的寫作方式出現偏差或錯誤，必須即時地指正。至於學生想研究什麼、運用什麼樣的資料全部是學生的責任，因為這是學生的研究，而不是教授的。
沒有問題意識，即想在論文中問什麼樣的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就不能在英國開始你的研究所教育。英國的高等教育類似台灣教育界近幾年來不斷討論的「翻轉教室」，即老師應作為「引導者」而非「教授者」，把學習主權交到學生手中。就像我在英國唸書所經歷的一樣，課堂幾乎由學生領導，彼此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從中學習思考及吸收各種不同觀點。英國的教育雖然被有些人嘲笑「拿學位很快，跟過水一樣」，但這樣讓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一年的碩士，其實也是很紮實的。
另一個「一年拿碩士」的原因可能為，學生不兼任助教
台灣的碩博士生們常會兼任教學助理，工作內容龐雜，有課輔教學也有幫忙老師處理行政業務。而在英國，行政工作不會落到學生身上，全部由行政人員處理。而教學助理通常由博士生擔任，且多為博二、博三的「博士候選人」。在英國念碩士幾乎是全心全意唸書，沒有外務，這或許是台灣研究所教育可以參考改革的項目。
回到學生身上，教學品質的好壞有一半是建立在學生的學習態度。曾由幾位台灣的教授們口中聽聞「很多學生念研究所沒有目的，對論文題目也沒有方向。」念研究所變成延後出社會的避風港，更不積極地畢業，讓指導教授頭痛不已。或許，比起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鑑或授課內容的檢視，更應該檢討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前念大學時，幾乎所有課都能吃東西，而這在英國幾乎是看不見的。
當然，我以前也是那眾多坐在台下咀嚼香噴噴食物的學生之一。震驚於自己的無禮，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台灣的學生將上課吃東西視作理所當然。後來才發現，以前修課時因為學分數太多，很多課都排在中午，根本沒時間吃中餐，於是，只好邊吃邊上課（或，很羞愧地，有時是因為中午練系隊而沒時間吃中餐）。如果減少學分數，讓學生修課減少，並避免將課開在中午，是否可以削減學生上課吃東西的風氣呢？上課吃東西其實已是一種習慣及風氣，不准學生上課吃東西的老師變的少之又少。好像沒有邊吃邊授課的老師，卻有整間邊吃邊上課的學生。長久下來，相信教學跟學習的品質都會下滑。
面對政治大學的課程精實方案的「教學品質是否提升」之質疑，我想，在回答此問題前，學生是否應該改正學習的態度，才能夠準確地衡量教學品質的疑慮。
台灣高等教育要改革的太多，制度固然存在許多不合適，但最該改革的應該是學生的學習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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