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國中小爭議|人文展賦基金會楊文貴:我不是變,是永遠在前面衝撞

作者:程遠茜 在民國92年時,原本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承辦的公辦民營宜蘭人文中小學,借調當時仍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的楊文貴副教授到校經營辦學。過去15年,楊文貴以多種不同國內外教育理念,嘗試在人文國小試驗不一樣的教學方法、延伸國中部、無學籍行動高中,發展「人...

▲ 15年當中歷經判刑、到職務身分不斷轉換,楊文貴此次低調面對此波爭議,他稱這是為了教育理想改革路上,可預期的打擊。劉潔萱攝

▲ 15年當中歷經判刑、到職務身分不斷轉換,楊文貴此次低調面對此波爭議,他稱這是為了教育理想改革路上,可預期的打擊。劉潔萱攝

歷經15年公辦民營的宜蘭縣人文國民中小學,近日被縣府教審會指出有4項疑似違法、18條缺失,面臨提早終止委辦合約。人文展賦教育基金會創辦人兼執行總監楊文貴說明自己一手打造的實驗教育。

作者:程遠茜

在民國92年時,原本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承辦的公辦民營宜蘭人文中小學,借調當時仍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的楊文貴副教授到校經營辦學。過去15年,楊文貴以多種不同國內外教育理念,嘗試在人文國小試驗不一樣的教學方法、延伸國中部、無學籍行動高中,發展「人文展賦教育系統」。這一路「多變」,讓很多人都聚集又離開,而家長大量參與課程設計以及課程運作之時,也衍生出不少公辦民營架構下合法性的疑慮。

向來低調的楊文貴接受《親子天下》專訪,談從校長到基金會執行總監,執行實驗教育的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楊文貴堅持辦學15年,仍獲得許多的家長和學生支持。家長表示,看到他至今和太太「每天從天亮到天黑以校為家」為教育理念奮鬥的堅持。

學生們也在第一時間跳出來捍衛學校參與和策畫記者會,希望保留人文國中小獨特的教育理想。

觀察楊文貴辦學的策略,為了在體制內衝撞,人文總是先採取先對主管機關順應政策,以求通過簽訂合約後,再自行延伸、脫離預定計畫,各個學年學期(四學期制)中,長出不一樣的課程設計。

譬如,他們在六年一期簽約的《辦學計畫書》中,按照台灣教育氛圍,提出參照教育部九年一貫架構。簽約後的每一年,還要與其他公校一樣呈報教育處《課程計畫書》,但是,「有機體課程」概念就是不斷配合孩子改變,所以現實做出來的課程,不盡然符合預定的年度《課程計畫書》,也漸行漸遠教育部九年一貫的課程。

在人文,變化總是不符合預定計畫,現場人力忙於應變配合理念的「有機體課程」,一個又一個自己投出的變化球,校務行政卻難接招。課程變化之快,難將每堂課的歷程和需求紀錄統整,導致校務行政無法於104年修約期間清楚提報需求,讓爭取改變空間的機會溜走,礙於往合法的方向邁進。

說到深處,楊文貴甚至略帶激動表達,盼縣政府能給予更多辦學行政輔導,支持學校能將辦學需求,落為具體合法營運項目。以下是楊文貴的專訪:

Q:談談參與人文辦學源起?

大概15年前,從台北教育大學借調,我50歲(2007年)退休時,想好好做這個系統。我發現,適性教育和適性教學容易被混淆。我們談的適性教育,探查孩子的天賦及協助它們長出來,譬如,我們不要求孩子甚麼時候一定要上一堂國語,而是孩子喜歡什麼,我們配合他設計什麼課程。

民國101年以後,我們脫離原本佛光山人文「適性」兩個字的應用,移轉到天賦開展這塊,不再去看九年一貫課綱。

Q:貴校這次被教審會指出18條缺失、4項疑似違法,你怎麼看?

這是我們的痛,現在被縣政府掐住喉嚨的地方就在這裡。但這其實雙方都有為難處,如果教育處用公事公辦的方式,重簽約時,我們沒在那個時間將適用的辦法就寫入契約中,為了教育處順利作業,以及相信未來可以逐項呈報來調整。所以就快速簽約,簽得很快,但是實質上並沒有意義、看看條文,根本沒有甚麼改變。現在用正式契約來約束我們,我們確實是有苦難言。

我理解的部分是,當時(104年)中央條例通過開放很多空間,縣府跟我們說要重簽,按照這個時候理論上,正常來講,如果政府願給我們時間跟協助,基金會應該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對各種我們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包括收費問題(中央條例有放寬),可是我們沒做這個事情,因為當初沒有足夠的人力,把精力放在條文上、能把我們的需求,一項一項列出來、好好的寫完辦法、然後訂入契約,現在就不會有那麼多問題。

Q:針對重新修改契約的可能,學校曾經做出的努力有哪些?

請你另外去問一問我們當時負責的執行長和友勇校長,簽約過程的釐清非常重要。但我自己真正的角色,是要把展賦教育的論述落實,很多時間是跟孩子做對談、輔導、跟家長溝通交換教養經、跟老師討論教學,很多行政事務我不太容易放在心裡頭,也不知道怎麼去應對,所以我都請別人幫忙,而這過程怎麼折衝,我無法很完整的回應。

Q:很多人說人文課程、學校運作一直在變?

有一段時間我常被罵楊文貴又變了,但我的立場不是在變,只是避免很大的衝擊,所以一開始分科分領域、推主題重整時又做過學科能力檢定(後來正副校長補充,由在校教師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學力檢定指標,自行設計各學科鑑定考試)。但為了不讓孩子在小學有考試壓力,所以後來慢慢取消。

民國98年的時候,我覺得國中不能不從原本領域(分科)課程變成PBL(主題式課程)了,那又是一次陣痛,主要因為國中要考試、家長反彈,那次後來很多老師離開,所以有出走潮、中間我被判刑。

你可以看到我的那個心情,在大格局還沒有改變的時候,為了讓國中可以落實PBL,讓孩子和父母親也安心,他們不用跟一般人去競爭考試,所以就創立了無學籍行動高中。這不是真正的高中,是基金會下的一個教育組織,所以沒有畢業證書,但可以去做高中學歷鑑定。

正好成立的第二年,《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通過了,所以孩子後來向宜蘭縣政府申請「高中階段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團體」,可得高中同等學力證明,他們就有機會轉進實驗教育。

都是歷經每一次的陣痛才有辦法長到現在。國外的系統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建構,但我現在是短期,一面花時間維持現場運作、一面長成出一套理論。重點是它在公立系統,又剛好在國內法規正在跟上的時候,我們永遠都在前面衝撞,才會變成像今天這樣,這樣的打擊我心裡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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